1939年的冬天，在长江下游的游击区，湿冷的天气困扰着医生和士兵。
记得那是冬天，伤兵的棉袄里藏满了虱子，大处尚好处理，缝隙处只好用烙铁烫，烫毕虱尸纷落，得用扫把扫，可见数量之多。深入部队的医疗队渐渐发现，战壕里伤兵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患病士兵的数量却比战争初期增加了三到四倍，中国军队的卫生条件很差，战士们很少洗澡或更换衣服，下级军官们不懂得在部队驻扎地附近设置厕所，他们甚至觉得让士兵喝煮开的水都是浪费燃料。
军队里，不少士兵都感染上疥疮，而无处不在的虱子使得他们更容易患上回归热，斑疹和伤寒。
医疗队开始尝试将灭虱站设立在距离敌人五里地的前线，并且在战壕里为士兵们治疗疥疮，在当时，由于经费紧缺，救护总队根本无法给部队配置专业的治疗设备。 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救护队医生刘永懋回忆了当时的状况。
“我找了两个卫生稽查，改装53加仑的空汽油桶，做成锅炉，烧热水，布置成一个简单的减虱治疥站，在56后方医院，把较轻的伤兵患者先行灭虱，洗澡，治疥。”
“在前线的部队里推行灭虱治疥，一开始并不顺利，为了防止交叉传染，每一个士兵都得在灭虱站里把衣服挂到木框架中，用铁锅里的蒸汽进行消毒。”“他们沐浴之后，还得全身涂上一层治疗疥疮的硫黄液，军官们认为，灭虱治疥的过程太过繁琐，需要耗费大量的燃料和人力，而普通的士兵，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很多人也拒绝予以合作。”“工作开始时，由于灭虱器蒸汽温度不够，不能杀死虱子，伤员脱衣服洗澡后换下的衣服不能取出，只好披着棉大衣等待，为了不让他们着急，我们就组织唱歌，以活跃气氛。队员们帮助伤员洗澡，歌声彼落此起，士气很高，通宵工作直到鸡鸣三唱。”1939年5月，正在贵阳的陈志潜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命令，要他前往家乡成都，开始一项特殊的医疗计划。此时的成都刚刚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无数的受伤市民亟需医疗救助。
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故乡，陈志潜惊奇地发现，作为四川省省会的成都，仍然没有任何政府主办的医院，而由教会办的少数医院和诊所，远远不能满足病患的需要。
“即使有充足的资金，要筹建和进行这样的项目也相当困难，可是只给我三千元，相当于八百到一千磅大米的价格，去创办医疗援助项目，就这么点钱，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设备，没有房子和职员，然而毫无选择余地，我只有为受轰炸者尽我力之所能。”救治在轰炸中受伤的平民，几乎占据陈志潜全部的时间，在成都的教会医院，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医科师生也加入到救护的队伍中。
重庆，日本飞机仍在努力将这座城市化为一片焦土，史沫特莱再次见到正在瓦砾中进行救护工作的林可胜。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一直不停地说，如果要为空袭而止步，中国就会一事无成，这位个子不高的医生，战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现在已经变得像钢铁一样强硬。
如今，他对于被征服和奴役的恐惧，已经远远超过对于空袭的恐惧，这个国家的心酸和苦难，他已经经历太多。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加入到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空袭救护中，空袭警报拉响后，他们除了组织老百姓进入防空洞，还要在轰炸结束后，到被轰炸地点清点伤亡情况，抢救伤者，掩埋尸骸。
有时候，前一场轰炸的善后工作还未结束，下一次轰炸又开始了。1939年10月，晋察冀边区的摩天岭前线，日军发动冬季大扫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而手术室就安置在离前线只有七里地的一座小寺庙里。10月29日一早，担架手抬着伤员陆续到来，白求恩站在门板搭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他像往常一样，先抢救头部和腹部受伤的战士，在给最后一位战士做手术时，不慎划伤左手的中指，护士赶紧给他擦上碘酒包扎，他接着继续手术。11月1日原本是白求恩返回延安，准备启程回国的日子，他却在给一个头部化脓的战士疗伤，当时因为没有手套，污染物渗进伤口。11月2日，伤口开始化脓，病菌已经通过静脉扩散开来。
11月6日，白求恩的左肘内侧出现肿块，淋巴结也开始肿大，感染已经发展到腋窝。他的生命最终定格在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
弥留于人世的最后一刻，他目光所及的，不过只是屋里粗糙的房梁和透过窗户洒进的一抹微光。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前线，医疗队的作用开始在战斗中显现，越来越多的军官希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向自己的部队直接派驻医疗队。驻宜昌前线第18师师长罗广文发现，战争开始后，部队里非战斗性死亡的士兵人数大大超过战场上牺牲的士兵人数，他找来医疗队，慢慢地将士兵的死亡率和患病率减少了60%到75%，而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在队伍中肆虐的回归热，是经过虱子传播的。（文字根据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后方》整理，点击观看完整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