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川端认为，秀哉的引退赛，正象征着新旧的交接，不宜中断。借着小说，川端道出了名人的心意：“就是死在棋盘旁，也是出于棋手的本愿。”
这场棋的最后，名人落败，并于不久后离世。
无论是对局两人的身份，还是比赛的规定，似乎都显示了这是新旧交替的一次对抗；而无论是赛制的确定，还是比赛的结果，都表明了这是一次向传统告别的仪式。
在现在看来，木谷实提出的要求非常合理，但川端却认为，这种合理性与“棋道的风雅”两相冲突了。他说：
棋道的风雅已经衰落，尊敬长辈的传统已经丧失，相互的人格也不受尊重了。名人一生中最后一盘棋，收到了当今合理主义的折磨。就以棋道来说吧，日本和东方自古以来的美德也就不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依靠精打细算和规则办事。左右棋手生活的晋级，也是根据细微的分数制度，只要胜了就行。这种战术优于一切，使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味和风趣都渐渐丧失殆尽。
上手这样妄自尊大，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惯例，名人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对局过来的。也没有时间限制。允许名人这样妄自尊大，对名人也是一种锻炼。这同今天那种完全凭着规则办事的狭隘的做法，恐怕不能相提并论吧。
川端康成明显地站在了传统的一边，悲伤地感叹着棋道风雅的失落。下棋的时候，有些约束是存在人们心中的。附加的规则愈多，是否作为“道”的风雅就愈少了呢？那种自我约束的力量，也是围棋之所以“雅”的一个体现。
一场棋局，不止有胜负而已，它实际也是对弈二人的“作品”，是美的创造。对弈的两人应当殚精竭力，拿出漂亮的着法，努力去创造美，一旦出现失误，就如同画作败笔，会“弄坏”棋谱。大竹英雄甚至认为，懂得弃子能使棋艺飞跃，如果弃子能使棋的形状完美，那么“弃子之后，轻松愉快”。
作为游戏，围棋的竞技性让它变得光芒万丈。一个文人的生活方式，也因为胜负而有了“燃”的气质。但围棋绝不仅仅只有胜负而已，围棋的美学也并不在胜利。
围棋的规则几乎是一个游戏所能设定的最简单的一种，黑白两色，轮流落子，可是棋盘上的变化却高达10的172次方，这是人力难以穷尽的。有说法认为，围棋最初是用来占卜阴阳的。一个窥探天机的工具，似乎不需要定夺胜负吧，相反地，下围棋却是一个类似反映世间规律的过程。
在讲究效率的围棋中，有攻与守，有舍与得，有胜与负，有局部与全局。围棋有个别名叫“手谈”，指的是下棋的人通过落子来表达自己。棋盘上变化万千，如何开局，如何应对，如何收尾，似都是生命规律的体现。
胜负也许已经由天注定，而下棋，只是在推演宇宙的道理而已。这是前博弈时代的围棋思想，也是吴清源曾教诲林海峰的所谓“平常心”。这么来看，人生的疑难，在棋盘上或许可以找到注解。
只知攻伐的冒进，小心谨慎的长考，举棋不定的优柔寡断——从棋局中，能够看到人。
围棋落子，“势”必变化，下棋要在变化中积累优势，照应全局。《棋经十三篇》中有：“不争而自保者多胜，务杀而不顾者多败”，“棋者，意同用兵”——从围棋里，也能看到世事变幻。
这样好的围棋，如果只有会下棋的人才能体会，就太可惜了。棋艺不应该成为围棋世界的壁垒。抱着这种想法，我们制作了《知中》的第11本特集《宇宙之道，就在围棋》，希望不懂围棋的人也能感受围棋的魅力，更希望围棋真的能够成为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工具。
围棋叫做GO的原因 和西方传播及日本有联系
引用
来源：元美
2017年5月，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发明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AlphaGo以三局全胜的战绩击败了世界围棋排名第一的中国围棋九段选手柯洁的事件，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此役更是引发了全世界人们对这项源自中国的古老游戏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记住人工智能AlphaGo的同时，也不禁发出疑问——起源于中国的围棋为什么在英语中被称作“Go”，而不是“Weiqi”呢？ 围棋又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
人工智能围棋手“AlphaGo”俗称“阿尔法狗”，名字中的“Alpha”来自希腊语的首字母，有起源、最初之意，后半部分的“Go”则是围棋的英译名。实际上，围棋的英译名“Go”译自日语。在日语中，围棋叫“囲碁”或者“碁”（在中文里面，碁读qí时，表棋的异体字）读作“いご”（igo）或者“ご”（go），英语正是译自日语中的读音“ご”。从“围棋”到“ご”再到“Go”，围棋在西方的传播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围棋”到“ご”
源自我国的围棋在南北朝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它不仅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更是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这也推进了围棋由我国本土向外国的传播。南朝刘宋明帝时设立“围棋州邑”，是一个管理组织围棋活动的专业机构，它主要负责各地围棋人才的举荐、考核，以及棋谱的搜集整理工作；梁武帝设立“棋品制”，按棋艺的高低将棋手分为9个“等级”，也是现代围棋段位制的雏形。
围棋正是在这一时期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并且亦遵循古汉字写法将围棋写作“碁”。据日本天平宝字四年（760）成书的《藤氏家传•大织冠传》记载，日本天武天皇在685年曾召公卿上殿博弈，不仅如此，此书还记载了689年持统天皇下诏禁止围棋活动和701年文武天皇下诏解除这一禁令的史实。而在我国的史书《隋书·倭国传》中也有倭人 “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表明在隋代或更早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围棋活动在日本就已较为流行。
围棋传入日本之后，受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围棋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围棋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6世纪末，在京都寂光寺本因坊修炼的僧人日海，由于棋艺出众，被织田信长称赞为“名人”，之后丰臣秀吉又为其建立棋所，从此，“名人棋所”成为日本棋界第一人的名号。在此名号的吸引下，棋手们为了争夺名人这个棋界至高无上的名衔，更为了争夺棋所的巨大权力，各围棋家元都倾尽心血钻研围棋技术，培养优秀弟子。政府的重视为日本围棋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中国自唐代起，曾在翰林院设立棋待诏一职，不过，它的主要目的是招揽围棋高手陪皇帝下棋，棋手并无具体权力，也未得到政府在资金上或是制度上的大力扶持。至16世纪末的明代，翰林院中已不见棋待诏。可以说，围棋在中国始终是作为一项高雅的娱乐活动而存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未给予它应有的重视。
16世纪末，来华传教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其在中国生活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其中一篇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欧洲历史上关于围棋的最早记录：“中国人有好几种这类的游戏，但他们最认真从事的是玩一种在300多个格的空棋盘上用两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这种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数的空格。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这样可以把空格占过来，占据空格多的人就赢了这局棋。官员们都非常喜欢这种棋，常常一玩就是大半天。有时候玩一盘就要一个小时。精于此道的人总有很多的追随者，他肯定会非常出名，尽管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专长。事实上，有些人还请他们作指导，特别优待他们，为的是学会玩这种复杂游戏的精确知识。”
在此之后的1694年，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在其拉丁语著作《东方局戏》（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中，更为详细和精确地为欧洲读者介绍了中国围棋的知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文中还特意附加了几张有中文标示的示意图。
尽管利玛窦和托马斯的文章开启了17世纪欧洲人对围棋的最初了解，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围棋传入西方国家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真正将围棋从东方带到西方，并使其成为西方世界里大众所熟知的游戏，是在此后约260余年的德国人奥斯卡·科歇尔特（Oscar Korschelt，1853-1940），他是欧洲围棋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从“ご”到“Go”
1853年，奥斯卡·科歇尔特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贝尔特尔斯多夫镇。同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为后来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埋下了伏笔，日本从此结束了锁国时代，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1875年，毕业于德累斯顿工业学院和柏林大学、担任过化学工程师的科歇尔特受邀赴东京大学医学院任教，此后在日本生活的近10年间，成为日本明治政府雇用的德国技术专家之一，从事地质调查相关工作。
但是刚到日本不久，奥斯卡·科歇尔特就因生病而不得不暂停工作，进入了休养状态中。充裕的休息时间让科歇尔特渐渐萌生了学围棋的想法。后来，他的病情一好转，便开始四处拜师学弈。在朋友的介绍下，科歇尔特先是拜访了当时的“棋院四家”之一、资历最老的十三世井上松本因硕，意欲拜他为师。但井上松本因硕以“毛唐人岂能解此清戏”的傲慢态度当下予以回绝。跟井上松本因硕不同，方圆社首任社长、当时日本最强棋手村濑秀甫（后来的十八岁世本因坊）思想开明，他曾对人说：“逢此文明开化之世，有机会向世界传播国技围棋，幸莫大焉。”科歇尔特随后跑来拜访秀甫，秀甫欣然收他为徒，并亲自传授他技艺。在村濑秀甫的指导下，科歇尔特的棋艺从零开始逐步提高，棋力按当时方圆社的“级位制”来评定，大致相当于“二级初段”。
在掌握围棋的精髓后，从1880年9月起，科歇尔特开始详细的向欧洲大众的介绍围棋。他首先在德国大型杂志《德国东亚自然与人文学会会刊》（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上发表系列围棋文章《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围棋游戏》（Das Japanisch-Chinesische Spiele Go），系统地介绍围棋的历史和基础知识。科歇尔特在介绍围棋的文章里写道：“我深信，为了使围棋在欧洲得到重视，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编写一本阐明围棋战略的完整清晰的教程。我们的国际象棋界将认识到，围棋技巧的独特和深度完全能与象棋媲美，围棋会很快和象棋一样得到人们的热爱。” 1881年，这些文章被整理为单行本《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围棋游戏：国际象棋的竞争对手》（Das Japanisch-Chinesische Spiele Go，Ein Konkurrent des Schach），在日本横滨印刷发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本用西方语言（德文）写成的围棋书籍。
1884年，科歇尔特重返德国，在此之后从事着与围棋并不相关的工作。晚年的科歇尔特棋力衰退，与到访的棋手对弈，均以失败告终。1965年，美国塔托出版公司将前述的单行本整理翻译为英文本《围棋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出版，全书共分为7个章节，涵盖围棋历史（主要为日本围棋历史）、围棋规则、实战范例、收官技巧以及村濑秀甫的围棋理论等，由此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英语受众。该书出版后加印数次，至今仍可以在欧美的书店购买到。
受科歇尔特著作的影响，欧美出现了一批围棋团体组织和媒体刊物。1909年，专门介绍围棋的刊物《德国围棋》（Deutsche Go-Zeitung）以双月刊的形式开始发行，至今。1949年，以美国国内围棋赛事报道为主，辅以日本围棋信息和全球围棋新闻及赛事报道的《美国围棋杂志》（The American Go Journal）正式问世。此外，日本棋院在1961年至1977年间针对欧美受众发行英文刊物《围棋评论》（GO Review）共计164期，为围棋在欧美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科歇尔特完全是在日本了解和学习的围棋，因此他对围棋的称呼直接来自日语“碁”的罗马字读音“go”。除此之外，他在写作的时候，大量的围棋术语也都直接采取了日语词汇，因此在英文体系中，也都采用了他的用法，例如 “Byo-Yomi”（读秒）、“Kyu”（级）、“Joseki”（定式）等。
时至今日，世界围棋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国围棋自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后，势头再次盖过日韩围棋，中、日、韩围棋呈现出势均力敌之态，西方也不再视围棋为日本的专属“国技”。而在西方语言中，“Weiqi”的译名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术专著中，例如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副教授Marc L。 Moskowitz编写的《中国男子气概与中国围棋游戏》（Go Nation： Chinese Masculinities and the Game of Weiqi in China）一书便使用了“Weiqi”。
日本棋手中山典之五段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围棋世界》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围棋运动在日本棋界先辈的努力下开始进入欧洲并得以逐渐普及。然而，目睹今天中韩两国对海外围棋普及活动的热情，我担忧总有一天，西方语言中围棋的说法‘Go’将被中文的‘Weiqi’或是韩语中的‘Baduk’所替代。”
周刚：世界低估了围棋的价值 觉得围棋太奇特
周刚
来源：陆沉
周刚，专业围棋工作者，杂志《围棋天地》社长、总策划指导。于1985年开始发行的《围棋天地》是国内最权威的围棋类刊物，不仅有教学作用，且对围棋文化的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本刊由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和中国围棋协会主办，每月两期，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围棋杂志。
采访中，周刚开玩笑说，他从大学教别人下围棋开始，直到今天，一直是以一个围棋爱好者的身份在做围棋推广工作。“本手棋道”的外间是下棋的场所，采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来摆棋的人，其中还有几名在北京读书的外国人。虽然围棋如今再次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但周刚认为，现在的围棋还是被国人、被世界低估了。围棋不仅仅是一项竞技游戏，更是宇宙道理的模型。
知中：作为一个超级棋迷、多年的围棋工作者，围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周刚：在围棋界，长期做围棋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是围棋专业人士，像我这样的比较特殊。我是围棋爱好者，平时自己喜欢下围棋，所以我又比一般人想得多一些。在我看来，围棋首先是被低估了，被我们低估，被世界低估，所以作为围棋人，我希望有更多人来了解围棋。说它被低估，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存在太奇特了——从古至今，它一直鲜活地存在于大家的生活中，但它本身却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我被它真正吸引的原因。
围棋的起源很神秘，我觉得它不像是人类的发明，反而更像是一种被人类发现的天然的存在。它自出现之初便是这样，历经千年依然如此。如果说围棋是游戏，这便意味着你所玩的正是千年以前的人在玩的游戏。它几乎没有改变，且无法改变。围棋的所有下法，并非人为规定，却可以通过推理得出。它的规则非常简单——首先是两个人下，这是对战游戏中最简单最精简的一种；以黑白两色区分两人，也是用着自然界中最朴素基本的颜色；两人一人一步的下法，也是将规则还原到极简。稍微接触围棋就会知道，围棋要“做活”，如果有两个眼，就是“活”了。这两个眼即通过一人下一步得到；只有一个眼，便是没有气，那就是死棋。除了上述这些以外，围棋的规则里没有别的东西了。棋盘上纵有千变万化，来源却是这样简单和自然的原则，就像老子说的——“自然而然”。
一旦喜欢上围棋，人们的参与度会非常高，为了下好棋，大家需要钻研。所以围棋爱好者的兴致往往比较持久，迷上以后就很难放下。
知中：所以围棋的别称为“木野狐”，像是惑人的狐狸一样。
周刚：的确如此。其他的竞技运动或游戏，比如电竞，如果专注地玩一年多，水平基本上都能够说得过去，但围棋技艺想提高却很难。围棋的下法几分钟就能讲完，但要下好却并不容易。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好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并不好找，这也是它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它并不只是对职业棋手的生活有价值，对所有人都一样。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围棋有强烈的竞技性，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这也是围棋丰富性的一面。当喜欢围棋的人将关注点放在竞技上时，它其他的方面就会被掩盖和忽视。其他的竞技游戏，我觉得即使不存在，对世界也没有任何影响，但围棋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取代的。
讲到围棋，避不开日本围棋这个话题。日本围棋基本上是作为“艺”来看的，它更接近一种道，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他们的生活中。日本的报纸几乎每天都会刊登棋谱，持续了100多年。他们那些重要的期刊，像是《文艺春秋》，也会每期刊登围棋的题目，这有点类似在《人民文学》上每期刊登围棋，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知中：所以围棋其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贡献，而不仅仅是胜负或是技术的游戏，是这样吗？
周刚：对，但竞技性与胜负的残酷性也让围棋光芒万丈，如果没有这一点，别人也很难注意到它。一项运动，如果没有那种激动人心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小众，所以胜负也为围棋的增添了很多的精彩故事。
现在讲围棋，不可避免要说到人工智能。很多棋手在这方面受到的打击特别大，有一种信仰被摧毁的感觉。就在一年半前，人们还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战胜人类棋手，现在已经没人敢轻视人工智能了。事实上，我和周边的朋友对此早有准备，这并非是我们具有先见之明，而是通过了解计算机的进步看到了这一点。Aja Huang（黄士杰）很早就给《围棋天地》写过文章，向我们介绍计算机围棋的进展，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这样的时代马上会来临。人机大战对围棋界影响非常大，人工智能也从来没有这么红过，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比赛。
知中：为什么说“围棋是中国人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
周刚：我们常常会提“四大发明”，可这些东西，即使我们没有发明，别人也迟早会发明。但围棋在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与它相类似的棋类，它更像是降落到中国，然后被发现的东西。有人说围棋源于《周易》，事实上，它甚至还要高于《周易》。《周易》中已经附加了很多解释，但围棋没有什么附加的累赘的东西。下围棋就如模拟人世间状态，例如我们日常中说的效率。围地多就赢了，可是围地多，你的步伐就可能扩张得大，这样后防就变空虚了，别人就能进来。这样简单而完美的模拟不像是人能设计出来的。还有些下法特别漂亮，但下法不能说是他发明的，它更像是早已存在，只是在某一时刻被人发现了而已。
知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围棋的？
周刚：印象中我是上初中时开始接触围棋的。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围棋虽然不太风行，但成都民间喜欢围棋的人却不少，我上学放学经过的地方就常常能够看到有人在户外下围棋，我跟朋友站在旁边看得多了，就弄明白了大致的下法。当时我们还是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对有些细节还不甚清楚，比如围棋里面的“做眼”。一开始我们都不清楚围棋里有“假眼”，直到有一次我和同学下棋时，他去扑了一下，把眼扑掉了，我们这时候才发现假眼的存在。
我真正开始对围棋感兴趣是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在中学时接触过，于是在大学里就成了别人的老师，说起来，我在那时候就在做围棋普及工作了。
知中：你前面也说到，围棋是生活、人生的模拟，你觉得它对你有什么启发或改变吗？
周刚：围棋中几乎每一步棋都包含着日常的道理。其中的大局观也好，细节也罢，给人的感受和启发都是因人而异的，我个人感触最深的一点还是围棋盘上的道理跟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之间还隔着一层东西。所以，怎么让接触围棋的人真正得到帮助，是围棋工作者比较苦恼的地方。我们需要能够把围棋解读得好的人，来把围棋的道传达出来。日本人将“道”做得很好，即使是小事，他们也会特别专注地去感悟这个事情中的每个环节。围棋内涵虽然丰富，但在帮助大家理解围棋的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知中：你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围棋之道？有人认为围棋是艺术，有人认为围棋是竞技，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矛盾的。
周刚：这个“道”现在被人们不知不觉地忽视了。举例来说，棋手们针对棋盘上一些细节，像是否提劫、计时的时候是否按规范按钟等，偶尔会发生纠纷。但下棋的时候，有些约束是在心里面的，不然的话，难道每一盘棋都要放一个裁判吗？有人开玩笑说，围棋的竞技性现在所涉及的利益越来越大，那么是不是应该每一盘棋都监控录像，以避免纠纷？从竞技的角度来说似乎应该这样，但在围棋盘被监控的那一天开始，围棋的风雅就变得更淡了。有些规则的出现，看似维护了公平——例如取消上手打挂的权利，但打挂的特权原本是一种带有传统风雅的种做法，更多的是让棋手自我约束，真正的名人打挂以后不会去找别人想对策的，但你要相信他会这样做才行，否则只能靠规则来约束大家——但在实际上，你附加的规则越多，围棋本身传达出来的风雅就会越少。
知中：说起风雅，我了解到围棋中，适时认输也被视为一种礼仪。作为一种竞技游戏，这点应该如何理解？
周刚：这是我们现代竞技围棋和传统围棋一个很有意思的相冲突的地方。在马拉松比赛中，人们会为坚持到终点的选手鼓掌，但在围棋盘上不会这样。如果你大势已去还在咬牙坚持，是会被懂围棋的人看不起的。现在围棋的竞技性得到发展，这种坚持也相应变多了。顽强坚持和投子认输之间的分寸怎么把握，不下棋的人很难理解。当你觉得无棋可下时，有风度的棋手就会投子认输，而不是指望对方犯错然后借此翻盘，但在其他竞技项目中，大家可能觉得取胜就行。有时候棋手还会为了认输找台阶，因为你“啪”地忽然停住了，这盘棋看起来也不美。好的棋手会铺垫一下，例如再走几手棋，才示意自己不行了，接着认输，有时候还会故意走一步明显不在他水平上的棋，看起来像因为坏棋认输的样子。这些微妙的处理都很有意思，也由此可见围棋的讲究之处。不过现在年轻棋手里面，会坚持下到最后的棋手也越来越多了。
围棋看起来像竞技，但它有很艺术的一面。为什么不好的棋就应该适时结束？因为一局棋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艺术品，你在难以为继的时候还要继续下下去，会把棋谱弄脏，这就像艺术品中的败笔。这点是围棋和别的竞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虽然现在这点未被所有人认可，但对传统的围棋之道比较尊钟的棋手还是会非常注意的。
知中：川端康成曾说，中日围棋“在骨子里不同”，关于这点你怎么看？
周刚：他所说的这个“不同”，和现在我们说的“不同”不太一样。当时的“不同”是他对日本围棋的一种感叹。在他写的《名人》里，他就提到了现代竞技围棋对传统围棋的伤害。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同时也是超级棋迷，曾经长期担任《读卖新闻》的围棋观战记者，小说《名人》就是落脚在古代围棋和现代围棋的交接时期，他在这部小说中认为围棋的风雅已经消逝了。现在我们觉得，既然是竞技，当然要做到公平，但这些公平的实现令川端很感慨。
不过，川端康成的说法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人们觉得他的这些看法只是一个敏感文人的一时感慨，即使是现在来讲这些，大家还是会觉得的是脱离时代的，但把不同时代的人对围棋的有价值的思考反映出来，围棋才能更有意思。
知中：这让我想起《左传》里，郑国的子产第一次在鼎上铭铸成文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些鼎上所不能写下的德行，难道不重要吗？《名人》所感慨的似乎也有类似道理。
周刚：是的，这其实是人类的无奈。虽然我们需要制定规则，但规则以外的一些行为就像镜子，能够映射出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竞技中也要保留这些才有意思。比如足球比赛中，如果一方受伤了，另一方中优雅的球员会在这时停下，并把球踢出场外，让比赛暂停；等受伤的一方缓过来后，再把球扔回另一方脚下。这一点在体育场上现在还是能看到。我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应该用制定规则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纷争，但一旦真的这么做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东西。
知中：接着前面提到“中日围棋”的话题，想请你继续谈谈两国围棋现在的一些具体的不同。
周刚：首先是规则不同。我们数棋子是“子空皆地”的原则，只数一边，日本则是黑棋白棋都要数。现在世界围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当然，即使不统一影响也不大，规则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时候才能够用得上——比如出现了古怪的棋形时。中国围棋的规则更实用、更科学一些，人工智能的基础也是建立在中国的围棋规则上的；日本的围棋规则更好地传达了围棋风雅的一面，比如日本棋手下棋时，在提了对方的子后，要把它放在盖子里，因为日本使用数目法，计算胜负时子要填回去，这样不会破坏棋形。日本漫画《棋魂》里，佐为当年在将军面前下御城棋，就是被对方冤枉说他偷子，才蒙受了令他付出生命代价的天大委屈。中国棋手提子后会丢回对方棋罐里，因为在中国，棋子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我们认为棋子只有在棋盘上才有意义，落在棋盘上的子是你思考的产物，它的价值由你赋予，不像象棋中的马和车，它们初始就有着不同的作用。
日本围棋虽然只有400多年的历史，但他们将围棋发展得很好。从幕府时代起，德川家康便把围棋提高到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位，围棋竞技的一面也在那个时候被放大，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这些年由于擂台赛的缘故，虽然开始风行起围棋，但围棋在我国，从来没有像在日本这样，得到过这么高的地位。
另外，日本棋具也特别讲究。在日本，做棋子的人就专门做棋子，做棋盘的人就专门做棋盘，因为工艺不同，所以制作都是分开的。好的围棋棋具，都是自然界的馈赠，它们彼此组成了很奇妙的搭配。制作白棋棋子的贝壳是动物，制作黑棋棋子的纯天然黑石是矿物，制作棋盘的榧木则是植物，这三样也是自然界精华的代表。在日本的蛤贝棋中，棋子越厚，说明贝越大，上面的纹路越细密，便也越贵重。一套棋子中，黑子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使棋子价格发生变化的是白子的价值。而且日本用作棋子的贝，只在日本九州的日向海滨有，在中国是没有的，后来日本人辗转在墨西哥找到一种类似的贝以后，就跑到墨西哥用这种替代品来造棋子。在日本棋具界，这种以日本贝制作的棋子叫日向特产，以墨西哥贝制作的棋子叫日向特制，都是日本手工制造的。
知中：能说说你最欣赏的棋手吗？
周刚：值得敬佩的棋手太多，实在是非常难选，我想谈谈围棋界中我最尊敬的人——应昌期。其他很多棋手可能单纯是棋下得好，但应昌期非常了不起，他本身是企业家，却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一整套围棋系统。他在1988年创办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和富世界围棋锦标赛一起作为国际性的围棋比赛，彻底改变了围棋界，让围棋变得国际化了。1988年，应氏杯的冠军奖金便已高达40万美金，所以应昌期创建的此项比赛也成为世界上最高规格的比赛之一。他的基金会旗下有数十种比赛，像是开办以来从未中断的大学生围棋赛，以及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等。
他对棋具也颇有研究，甚至专门设置了一套规则，台湾职业棋士的制度也是由他设立的。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则是20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一种公益事业模式。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我们《围棋天地》也在采写相关的内容。能独自创建一整套体系，这太了不起了。
知中：你觉得历史上最精彩的围棋对决是哪一场？为什么？
周刚：当然是人机大战，尤其第一次。从古到今，围棋界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它的影响现在还只是一个种子，未来一定还会更大、更多。从棋的内容上看，这次对决也是最精彩的，所有过去我们觉得精彩的人类之间的比赛，都没有办法和它比较。围棋竞技的体系，世界理解围棋的角度，都在这之后慢慢发生了改变。
知中：机器对人类的胜利，你觉得会为围棋带来什么样的新可能？
周刚：这个很难评估，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有种“身在此山中”的感觉。我个人认为，机器的胜利可能对高水平的棋手打击比较大，所以对围棋的职业竞技会有比较长远的影响。过去我们围棋爱好者，都觉得职业棋手非常了不起，对这些能把棋下得这么好的人，我们是很敬佩的。但现在职业棋手在技术上的优越感一下子受到冲击，高点在另一个地方了，或许对他们而言会有种被拉下神坛的感觉吧。这个影响现在还没有体现，但短期内，人们对围棋的关注度会因此有所提高。围棋在现在一下热了起来，冲出了我们自己的领域里，这也是它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一直希望围棋能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们有帮助，现在普通人对围棋了解更多了，这个目标说不定又更接近了一些。我们人类棋手以后可能随时都能和机器下棋，但机器不会解释它的着法，所以未来围棋的解说会变得空前重要。过去的围棋解说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普通人可能根本听不懂，以后的解说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
知中：未来人类是否还有战胜机器的可能？
周刚：这点应该完全没有可能，人类棋手与计算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里我要讲一个一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们如果把围棋还原到本质，会发现它是一个规则特别简单、目标特别清晰、算法完全公开透明公平的游戏，具有这样特征的游戏其实最适合电脑玩，过去只是电脑还没能达到这么精确完美的计算水平。
以前我们说的那些计算机围棋，大都还只是围棋软件或者围棋程序，不能用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现在人工智能AlphaGo就如同一个婴儿，一切刚刚起步，而围棋只是这个孩子的其中一项才能，就已经这么强大了，未来人怎么还有可能战胜它呢？
现在大家已经完全接受人类在围棋方面或许下不过计算机的事实，但过去，即使在国际象棋中，人类棋手早就被计算机打败，人们还是一直未能正确地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是因为知识隔绝，大家对这方面了解得并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类的自负。在一年多以前，人类棋手之间的差异也如鸿沟一般，普通棋手可能一百年都赶不上职业九段的，加上不了解科技界的进展，所以那时候很多棋界前辈发表过类似人类棋手不可战胜这样的看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强大，但人不会。现在人类中顶尖水平的棋手，和两三百年前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现在加持了很多现代的知识和科技，但如果空比能力和智力，未必有多大的差异。可计算机才出现几十年，就已经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步。人工智能棋手现在还是靠暴力计算，这些下法还没有穷举，随着硬件技术的不断提高，或许会有（把所有下法）穷举的一天。所以这个问题不用讨论，计算机和人类围棋能力上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知中：这么说来，人工智能下围棋，本质是一种海量的算法，但围棋除了计算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感觉，跟人工智能下围棋似乎并不能算是围棋对决。它没有温度。
周刚：这个讲得非常好。我们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如果严格说，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计算来得到结果。围棋这个科学的模型也可以还原为一个计算型的游戏，只是现在人的计算能力还做不到。如果把棋盘缩小，它是有可穷尽的算法的，像是7路棋盘，人类棋手就可以穷尽它的变化。
计算机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下棋，它只是通计算来解决问题，就像这世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成数学一样。我们过去讲围棋时，都说“感觉”，去“感觉”这个棋好还是不好，这是因为我们的计算能力达不到，这也和生活一样，为什么我说围棋是生活的模型，因为你有可能算不清楚里面的冲突和错误。
知中：最后请向读者们推荐几本关于围棋的书籍吧。
周刚：除了前面提到的川端康成的《名人》之外，国内的围棋出版物，我还是首推《围棋天地》。从传统纸媒角度来看，我们的书在现在体育类杂志里面销量也能排在前三位，并且我们没有依靠任何行政力量。《围棋天地》的诞生是因为竞技围棋的风行，所以我们最初的定位就是服务棋迷。围棋特别适合写成书，所以我们的写作素材很多，就算不讲谱，故事也是讲不完的。我们一直坚持在做，一月发行两期，每期差不多20万字，全部是原创。国内对围棋的研究水平还是比较低，其他愿意出版围棋书的人加起来可能都没有《围棋天地》里的人多，甚至还有人把我们的内容剪下来拼凑出版。我早年也说过，希望我们的杂志可以书籍化，因为我们的内容基本不会过时。
围棋中的儒道文化精神 围棋已被印上了儒家烙印
立体封面
来源：刘斌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儒道两家思想，于中国文化而言，仿佛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祖先智慧的结晶，自然也浸润其中。可以说，儒道文化的精神在围棋艺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围棋就被印上了儒家烙印，并在后世的演进发展中被不断强化。关于围棋的起源，目前可找到的最早典籍资料是战国时期的《世本》。《世本》一书，相传为战国时赵国史官所作，其内容主要了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城）、作（制作）等。《世本•作篇》里提到了围棋的起源：“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按照《世本》的说法，上古时期五帝中的尧帝发明了围棋，他的儿子丹朱擅长围棋。不过，《世本》原书早已失传，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的辑本，各种不同的辑本中也不是都有这八个字。有人认为，这八个字或是根据《博物志》杜撰。关于围棋起源，后世的各类围棋史著作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博物志》里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或云”也就是说，有人说围棋的发明者是尧，但也有的人说是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几乎当下的所有围棋史都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们真去查找一下《博物志》就会发现，现存的《博物志》里根本没有这条记载。这是因为，我们今天见到的《博物志》已非当年张华的原本。根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说：《博物志》一书原有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尽管这种说法目前没有佐证，但《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本书时即为10卷。而今本内容混杂，文辞疏略，注释也只有寥寥数则，已不是原书原貌，并且里面也未出现这条记载。
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博物志》里的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二手材料。不过，引用过这段文字的古代典籍很多，如《古今事文类聚》和宋代江少虞的《事实类苑》里就都引用过，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明代陈士元的《论语类考》里也都引用过前半句。这基本可以断定，虽然今本上没有这段文字，但还是较为可信的。
尧也好，舜也罢，都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将发明权冠于圣人头上，足见古人对围棋的重视。不过，魏晋之前，在人们的观念中，围棋不过是一种游戏，是“小道”。《孟子》中即言：“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而让这种游戏发扬光大、地位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围棋自身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后世文人赋予了它更多的人文内涵。在后人的不断附会下，围棋的儒家特征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经世致用，是儒家重要的处世原则。儒家思想从产生时，就十分强调入世，强调物尽其用，所谓“修齐治平”是也。孔子就曾说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觉得，葫芦如果只能悬挂观赏，而不能食用，乃是无用。《易经》“井”卦爻辞也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之语。王弼注：“渫，不停污之谓也。”孔颖达疏：“井渫而不见食，犹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在儒家看来，空怀节义与才能而不见用，是失败的人生。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感慨于自己才华的埋没：“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要让围棋发扬光大，必须使其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嫁接”，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怎样体现围棋的实用价值，是后世围棋传承者不断探索的课题。元代虞集在为《玄玄棋经》作序时即指出：“自古圣人制器，精义入神，非有无益之习也。”可见，有用，是围棋体现儒家思想的最直接的方式。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擅长围棋的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有的人讥笑他下棋浪费时间，他的回答是“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不过，围棋的实用性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体现。特别是在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围棋被视为“末作”，本末是不能倒置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曾经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后世文人聪明地将围棋的象征意义扩大，“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有了这种比附，围棋的实用价值就非常明确了，它不是关乎人们衣食住行这样的小事，而是可以以小喻大，体察兴衰成败。所谓“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这一点，宋人宋白在《弈棋序》里说得非常清楚：“弈之事，下无益于学植，上无裨于化源，然观其指归，可以喻大也，故圣人存之。”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扩充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围棋要想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认可，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就必须与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结合起来。围棋与“五常”的有机结合是在宋代完成的，《宋史•潘慎修传》里记载，宋太宗召对弈，潘慎修作《棋说》献给太宗皇帝，“太宗览而称善”。潘慎修的《棋说》即提到了棋道与儒家所推崇的“五常”之间的关联：“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其实，即便以棋本身的特点来看，也足以对应“五常”。笔者以为，将战场上的杀伐化入棋枰之内，即是“仁”；棋子之间相互配合，甚至舍小就大、弃子争先，即是“义”；比赛时风度翩翩，即是“礼”；对局中落子无悔，即是“信”；至于“智”则更是不言自明。
此外，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围棋中也有很好地体现。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通俗言之，“中庸”就是恰到好处。《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围棋中充满了辩证法，虚与实、攻与守、进与退乃至实地与外势，无不对立而又统一。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正是棋者智慧的体现，能做到恰到好处，不正是做到了“中庸”吗？即如《棋经十三篇•合战篇》所说：“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昭和棋圣”吴清源曾说过：“围棋就是用‘中’，中庸调和，不偏不倚，不冷不热。”故而，他甚至将其自传命名为《中的精神》。也正是凭着对中庸思想的深刻领悟，吴清源才提出了以“和谐”为核心的“六合之棋”。
《论语•雍也》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于围棋，何尝不是如此？
围棋，亦有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地方。孟子说的“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即包括“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原弈》中指责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更早的三国吴人韦曜（即韦昭，因晋朝时避司马昭讳而称韦曜）在《博弈论》里也对围棋大加挞伐：“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则完全否定了围棋的实用价值。至于以棋行赌，就更等而下之：“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
但我们应该看到，孟子所批判的不孝行为，或是韦曜所批判的赌博现象，与围棋本身并无关系，而皮日休竟然根据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就判断它是战国纵横家发明的，更是迂腐之见。
必须指出，围棋的这些儒家特质往往出自后人的附会，所以才会出现前文所提到的现象，也即推崇围棋者和攻击围棋者都以儒家的言论作为证据来为自己寻找话语权。而如果说围棋中所体现的儒家精神大多出自文人的附会的话，那么它所体现的道家精神则更多来自围棋本身的特性。正如《棋经十三篇》中的《论局篇》所云：
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阴阳。
“一”是“生数之主”，而三百六十则是“周天之数”。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围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有很大副作用的。这种副作用严重戕害了人的天性。“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也通过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为中央之帝（即浑沌）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来说明有为之害。所以，一切纷争都将化为虚无，“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只有不去刻意追求，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元代刘因的一首《对棋》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直钓风流又素琴，也应似我对棋心。
道人本是忘机者，信手拈来意自深。
只有放弃了庄子和列子所说的“机心”，才能真正跳出俗世的牢笼，达到心灵的解脱。正如明人陆树声在《清暑笔谈》中所说：“‘棋罢局而人换世，黄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营营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迟达生之旨。”
对隐逸的追求，也让“商山四皓”成了围棋典故。商山四皓，是指秦末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本来，按照《史记·留侯世家》中的记载，这四个人与围棋并无半点关系。但四皓是隐士，而围棋不正是“坐隐”吗？在后世文人笔下，两者便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唐诗人于鹄在其《题南峰褚道士》一诗中就谈到了四皓与围棋：
得道南山久，曾教四皓棋。
闭门医病鹤，倒箧养神龟。
松际风长在，泉中草不衰。
谁知茅屋里，有路向峨嵋。
刘禹锡的《观棋歌送儇师西游》里也将提到了四皓的隐居之所：“商山夏木阴寂寂。”而南宋文天祥则在《又送前人琴棋书画四首（其二）》直接言道：
我爱商山茹紫芝，逍遥胜似橘中时。
纷纷玄白方龙战，时事从他一局棋。
唐宋时期的绘画作品，也出现了商山四皓的形象，比如晚唐画家孙位的《四皓弈棋图》，五代画家支仲元的《四皓围棋图》等。经过唐宋文人和画家的改造，商山四皓成为围棋中的一个代表意象。元明清出现了大量以商山四皓弈棋为主题的画作，如元代黄溍的《四皓围棋图》、明代王越的《四皓弈棋图》、明代张路的《杂画册》之《商山四皓图》等。在这些画作的题画诗中，二者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
另外，根据现有资料，双人围棋的起源不晚于宋代。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刘仲甫、王珏和另外两位棋手杨中和、孙侁，曾在彭城举行四人联棋赛，他们留下的这局棋被称为《四仙子图》。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联棋。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四人分曹围棋法”就是联棋，沈括不但提到了联棋，还专门探讨了联棋的战术：让自己一方弱者排在敌方强者之前，这样就可以通过先手或者类似“打将”的方法让其无法发挥：
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可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
商山四皓的形象正好可以表现四人联棋，于是，这些后世的画作常常出现四皓下联棋的情景。
至于《世说新语》谓“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围棋成了魏晋名士谈玄的“道具”。围棋的别名“坐隐”“手谈”“忘忧”，更是与道家思想息息相关。
中国围棋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而今，经过几代棋手的不懈努力，中国围棋重回世界之巅，在技术层面上，已经重新处于“领跑”地位。近几年来，围棋文化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探究围棋的儒道文化精神，能够从更为深广的层面把握这一古老艺术的思想内核，这对更好地认识古人的智慧，更好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大有益处的。
—— END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